明思律谈(原创文章)
以一起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看刑事物证的认定问题

物证是刑事案件证据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八种证据类型中排在第一位的证据类型。物证是可以证明犯罪行为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其证明效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物证收集是否合法、物证本身是否真实、物证证明内容是否与案件有关联,就成为能否把刑事案件办成铁案的关键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特别是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明确予以排除,不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但对于办案机关合法查获的或者是当场扣押的物品能否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就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笔者曾经代理过一起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的案件,在这起案件中,对于如何认定公安机关查获的空白信用卡的性质和数量就显得十分棘手。

基本案情:被告人纪某携带97张伪造空白信用卡出境,在广州白云机场安检时被当场查获。公安机关以“运输伪造空白信用卡,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为由将其刑事拘留,并立案侦查。经查,纪某携带的97张信用卡均为无任何个人信息的空白信用卡,其中印有“中国银行”字样和logo的信用卡11张,印有“中国工商银行”字样和logo的信用卡10张,印有“广发银行”字样和logo的信用卡5张,印有“兴业银行”字样和logo的信用卡4张,印有“浦发银行”字样和logo的信用卡3张,印有“中国建设银行”字样和logo的信用卡3张,印有“华夏银行”字样和logo的信用卡4张。余下57张空白信用卡印的是国外不同国家银行的字母和logo图样。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很快,被告人就被检察机关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批捕,然后移送审查起诉、审判。

笔者作为辩护律师,接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前往检察机关和法院进行了查阅核实本案案卷材料的工作。在案卷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中均以97张伪造空白信用卡为基数提出起诉。但笔者发现,公安机关并未将查获的全部97张信用卡进行专业鉴定,而仅仅将数量较多的印有“中国银行”(11张)、“中国工商银行”(10张)的信用卡拿去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鉴定。经银行金融机构鉴定,得出此21张卡均为伪造的空白卡片。其余76张卡片是否是伪造的信用卡并未有任何银行金融机构出具任何证明和鉴定意见予以说明。

笔者认为,对于如何认定余下76张空白信用卡卡片的性质就成为本案的关键辩护点。在会见并询问被告人意见后,笔者大胆向一审法院提出了“一、未经银行金融机构鉴定的余下76张卡片不宜认定为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二、未经银行金融机构鉴定的余下76张卡片不能作为本案量刑的证据使用,应予以排除;三、本案定罪量刑的依据应为经银行金融机构鉴定的21张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片”三点辩护意见。公诉机关坚持认为,查获的97张卡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被告人也已经承认是伪造的,没有必要再去一一鉴定,要求法院认定查获的97张卡均为伪造信用卡,并据此证据定罪量刑。

最终,法院支持了笔者的辩护意见,仅以经银行金融机构鉴定的21张伪造空白信用卡作为本案定罪量刑的依据。该案一审判决结果令被告人满意,被告人表示不上诉。

笔者认为,刑事证据往往是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决定被告人生死命运的关键。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规则明确要求,刑事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要求每一份证据都必须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既要求证据收集要符合法定程序,也要求与待证明事实存在关联性。据此确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做到确实、充分,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本案中,信用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和假币一样,普通人对其真伪性的辨别有一定难度。因此,对信用卡真伪性的认定需要一定专业知识和鉴定能力的银行金融机构完成。办案机关不能简单的以被告人的供述和承认代替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采取瑕疵物证的排除,“重证据、轻口供”,最终判决结果令被告人信服。

发布时间:2019/02/23 文章作者:明思刑民交叉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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